1961届无线系第三大班

（14、15、16、17、18 班） 魏茂梃 整理 2015年1月

（本文经大班多位同学座谈讨论，由魏茂梃执笔整理出初稿，又用邮件发几位外地同学修改而成）

1. 时代风貌

北京邮电学院，1955年由天津大学的电话、电报和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两个专业以及重庆大学电机系报话通讯专业师生为基础组建，两校合并来的只200多名学生，当年又招500名新生，地址是在小西天电信学校，1956年7、8月才搬入现在校址。我们1956年9月入学，是北邮正式校址上的第一届学生。当时只有基础楼、有线系楼，路也没修好，可以说一半是学校一半是工地。

我们大班入校时6个小班，共196人，其中女生55人，这在当时的高校中女生比例是很高的了。

学生中4位老干部学生（带薪上学），还有几位参加工作几年又离职参加高考录取来的同学。因为当时国家急需人才，高中毕业生源不足，动员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历参加高考。由于国家急需人才，第一大班改为4年毕业，并增加人数，我大班的13小班就递次到第二大班，4位老干部学员也调到第一大班。

在1956年，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有的人来京路费都要向当地教育部门申请。在学不收学费，而饭费、穿衣有困难的可申请助学金（一等是饭费加每月1元零用钱，二等的是饭费，以下还有几等，根据家庭情况补助，冬季没棉衣的可申请补助）。生活基本有保证，国家又急需人才，所以学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努力学习，为实现国家工业化（那时没信息化概念）奋斗，“为祖国工作50年”，意气奋发。

初入京城，刚入北邮留念 风华正茂

学生时代 学习小组讨论教学改革

生活劳动，健康委员会 学生风貌

党委书记杨思九（前左四）看望同学 党委书记杨思九、第二书记秦华礼、副书记方刚、

校长助理朱贻先到我大班视察

2. 体育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当时比较强调锻炼身体，一方面是“东亚病夫”的帽子还隐约的在中国人头上，另一方面是强烈的建设国家的愿望。清华大学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成为每个大学生的目标，国家体委为学习苏联“劳动卫国制”制订了劳卫制一、二级具体指标，每天下午下课后1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是雷打不动的，不少老师也与同学一起参加活动。学校还请来清华大学已70多岁的马约翰教授作体育运动的报告。但是，到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体育锻炼成了大哄大涌的达标运动，就走样了。

3. 实习和工程劳动

当时很重视实习，除了实验室实习、金工课到学校工厂实习外，还到校外实习。

1959年16、17、18三个班去上海广播局（电台）实习，还曾在复兴门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双桥中波发射台、良乡发射台实习。实习是有计划的，有指导老师跟随实施，实习单位则按照学校计划安排实习内容。如上海实习就有史、刘两位老师随去。工程劳动主要不是实习，而是帮助所去单位施工，服从对方安排，学生仅从劳动中得到锻炼，像14、18班到中央广播电台的常州横林和北京通县马头短波发射台施工。

4. 参加劳动、“勤工俭学”运动（大办工厂）

我们的学生时代，一方面生产落后，需要帮助农村干收麦、除草的活，另一方面强调劳动锻炼，所以参加助民劳动、社会劳动比较多。像修十三陵水库，全校师生1880人组成“八一团”参加，我大班到密云钢厂劳动2个月等，学校也组织义务来动，像修路、修游泳池等。

1958年全国“大跃进”运动，学生也参与“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炼钢铁”，特别是1958年春,学校向全体师生员工发出“勤工俭学”号召，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来院视察，提出“白手起家，人人办工厂”的口号，院内开展轰轰烈烈的所谓“大办工厂”的运动。我大班还真成立一生产扬声器的工厂，并与崇文门交电公司签订供货协议，预支取部分定金，真的生产出几百只产品交货，后因整顿教学次序停办。

大约1959年秋，学三楼附近有三间平房（建校时期留下的工房）要改为回民食堂，但没有路，系团总支组织学生义务劳动修路，校党委副书记秦华礼讲话动员，还命名“共青路”。这是修完路后我大班部分同学合影，后排左四是无线系教授杨恩泽。

学校还自己修游泳池，到附近老百姓家借地排车、小推车，从西直门北边拆城墙大砖，运到学校，没车子的一人扛一块大砖（据说一块50斤重）。

这是18班排练上山下乡节目。

5. 节日游行、迎外宾活动

我们在北邮上学的年代，在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都要组织天安门游行，晚上到天安门广场联欢，外国领导人来访都要组织沿路的夹道欢迎。1958年7月北邮成立通讯兵预备师，国庆节在天安门接受检阅。1959年建国10周年大庆，我们参加首都民兵方队，停课进行1个月的军训，10月1日早4点就到东单待命。节前欢迎外宾，在木樨地至钓鱼台宾馆路上等一天，迎接几起外宾。

1957年4月15日下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京，一方面当时来访的外宾很少，大家新鲜，另一方面当时与苏联友好，伏罗希洛夫是苏联元帅、战争英雄，在电影《夏伯阳》、《保卫察里金》等片中有他的形象，我校没有欢迎任务，同学们要自己去，我是班长，就到系里找陶章书记请示，她也不敢定，待我回到班上，已空无一人。我也去了，步行到西单六部口，满街是人，树上、墙上都有人，临街的总工会大楼窗子里也是人。后来只看到毛主席陪伏罗希洛夫的车，据说其他领导人的车都被挤得没过来。

（以下两张照片由12班杨大容提供）

五一节北邮游行队伍(照片由13班梁郭泰提供)

6. 国家急需人才，大学生是香饽饽

国家要工业化、向科学进军，开展大规模建设，急需科技人才，我们前一级的不少学生未毕业就被中国科学院“拔青苗”要去了，我们大班的同学二年级就被一个军事单位要去，1959年又有一批被调出，经简单培训就到各地新成立的邮电院校任教。到毕业前的一年里，有不少同学被调出参加学校内外的科研等新任务。如为尽快发展通信制造工业，北邮于1960年应急成立无线和有线制造专业，2月从我们大班抽调部分同学分别到北京广播器材厂和成都第十研究所边培训边筹备新专业。

1960年学院还成立一个603班，专门承接国防科研项目，人员有我大班被调去的同学以及有线系的一些学生。

下面照片是被调出做教师的几位在培训时的留影。

7. 同学五年，友情终生

在我们同学的5年中，除同上课同学习外，劳动、实习、体育活动、开会讨论等集体活动甚多，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感情较深。当然，那个年代运动也多，如红专大辩论、教育革命、大炼钢铁等，特别是“反右”、“反右倾”运动，使有些同学之间有不快、隔阂。但工作后，特别是退休后，社会进步了，大家对那时的环境也有所认识，不太计较个人的事，关系还是比较融洽。在同一城市（如北京、上海、昆明）居住的同学常常聚会，有外地同学来也聚会欢迎，上网的同学形成一个同学群，互发邮件联络。如远在纽约的王融从病重到去世，同学们发了很多慰问、悼念邮件。

毕业留念：

毕业后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