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宏发

五十八年，远我而去。回顾往事，好像站在山腰俯瞰。远方的小径，山下的绿野，倍感亲切，十分动情！

一．“我将要为之奉献一生”

在我的一份旧证件中，记载着我是1956年9月3日进入邮电学院的。

高中毕业后，高考完毕，在离开母校前，我托同班好友沈瑞祥：如果“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请他寄给我。并再三要求，若是被高校录取了，就在信封角上画个“红五星”，好让我第一眼便高兴起来。

8月中旬，这封信终于等到了。《通知书》上赫然盖着钟夫翔院长的章。

我带着爷爷为我攒下的一点零用钱，扛上祖母、母亲为我备好的行李——棉衣、棉被，穿着姐姐为我亲手缝制的天蓝色、翻领夏装，坐上欢快、呼啸的火车，来到北京。一出车站（老北京站），在众多高举着迎新的牌子中，一眼便认出了六个亲切的大字——“北京邮电学院”。我坐上学院的迎新汽车，喜气洋洋，生气勃勃，跃入了“我将要为之奉献一生”的中国邮电通信高等学府！

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舞着我

在我由高中进入大学的时期，正是党和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的时期。那时，有两句话，特别叫我精神振奋：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这是多么清新、明丽、宽阔的社会气氛呀！我们的国家，刚刚结束苦难的岁月，开始了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我多么希望学好本领，为国家服务啊！

在学校下发的选择专业的“表格”上，我毅然填写了“服从分配”四个字。被分配在“工程经济系”——邮电通信经济组织与管理专业。我们班31个同学，多数来自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我很快与来自周总理家乡的郭瑞昌交上了朋友，我喜欢他朴实的作风和学习认真的态度。

学校为我们开设了很多必修课，选派了优秀的教师。数学老师是蔡宗蔚，物理学老师是胡筠、周葆，化学老师是陈季子，电工学老师是张瑾，电话学是杨自辰，电报学是王蔚亢，理论力学是王静宇（至今我还记得王老师讲的“法理囊定理”），经济学和哲学，是余明和郑珺，等等。

我们的外语，学的是俄语。程度参差不齐，有的人已经学过6年，有的才学了两年多。为了教学方便，开学不久便要分班。在分班考试前，我复习了一点语法，温习了一些单词，我只学了不到三年，出乎意外居然分到了“快班”。这样，我的俄语学习，自然很是吃力。我以“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鞭策、鼓舞自己，各门功课，成绩还算不错。

三．“我们班上有位‘帕艾特’”

我曾写过一首诗《尾头歌》。是劝谏因闹“专业情绪”而不愿好好学习的同学的。登在俄语教室外的“黑板报”上。

一天午后，俄语女老师走进教室，一上讲台便说：“我们班上有位‘帕艾特’ ”。接着她在黑板上写了好多新单词，其中有“帕艾特”（诗人）。由于老师在门口看了我的诗，所以，以后她在课堂上，常常关注我。而我，学习也就更努力些。

我的诗《尾“头”歌》：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成天叫喊在口头。

早上不起被蒙头，催他起床直摇头。

打盆冷水洗洗头，忙到食堂吃馒头。

老师讲课开了头，不记笔记歪着头。

双手放在书桌头，准备用来做枕头。

心思恍惚没劲头，上下眼皮接了头。

晚上自习手搔头，坐在教室最后头。

打开书本皱眉头，作业面前低下头。

嘴里舔着铅笔头，浑身发热汗满头。

今日算到头，来日将开头。

劝君记心头，快把终点做开头。

莫把岁月当石头，随意抛掷不回头！

四.我亲眼见过四位“开国元勋”

1956年10月1日，我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加了国庆大游行。那时气候比现在冷。天刚亮，我们便迅速起床，还带了一件棉衣，一直步行到王府井和东单。等到游行开始，我们才列队西行。到“金水桥”前，我们面向天安门，仰望城楼，高举鲜花和彩旗，高呼“万岁！”眼里饱含着激动的泪花。看不清哪一位是毛主席，哪一位是周总理……。

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是1957年欢迎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的时候。那天，我们刚在教室里坐下，忽听楼下人声鼎沸，是大家要求“停课”去欢迎苏联客人。我们冲出教室，经新街口，一直跑到西四、西单……人群把马路堵住了。我刚好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大家都说这是周总理坐的车。我在这辆车旁右窗前，至少“挤了”两分钟。一有机会，我便往车里细看。

我第二次近距离真切地见到周总理，是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那天，周总理接见“红卫兵”。周总理和他的陪同人员，从门口快步进来，我们热烈鼓掌。他老人家气宇轩昂，步履矫健，右臂微曲。我看得十分清楚。

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库”时，在大坝东头。国家领导人来参加劳动。我们已在工地劳动几天了，听说国家领导人要来，心情十分激动。众多的劳动者，在大坝东头的“广场”上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坐着。我一边维持自己队伍的秩序，一边注目细看。我看到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了“城楼”,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

1959年麦收前，一天下午我和几位同学到校外跑步。在政法学院西边，大钟寺以东。麦浪滚滚，一片丰收景象。在农田边的道路上，我们见到了刘少奇主席。那时，他刚当选为国家主席不久，是在北京市负责人陪同下在京郊视察。我们向他致敬，他亲切地向我们挥手。当天，我还给学院“广播站”写了一篇广播稿。

五．“反右斗争”

1957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我们班31个同学，有7个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有好几个，前不久曾和我一块去过“八达岭”长城。

当时，我在班里是马列主义“课代表”。有些同学开玩笑，就直喊我“马列主义”。

运动开始时，党委号召帮助党“整风”，动员师生提意见，“大鸣大放”。同学们又选举我为“群众代表”。我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在工经系的“鸣放大会”上发过言；在“改院名”的风潮中，到孟院长办公室同激进的改院名“积极分子”争辩过。

反右开始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在班上被打入了“另册”，有些“机密”活动不让我参加，我被排除在外了。我一直很重视自己的政治生活，对自己的“估价”比较高。在中学时，我是团支部书记，而现在却被这样对待。我很惊讶！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感到教室里很冷清，平时表现“好”的同学都不见了。又一天，班上开会，主持人说：我们班上有个“小集团”。我立即站起来问：小集团指谁？接着便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在什么地方，同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不信，让他们站起来说说。主持人随即让我坐下，说：“不是指你，不是指你！”此后，我不再被冷落了。

在“反右斗争”中，班上每次开批判会，我主要是做记录，会后还要写篇广播稿。因此，在几个月复杂、激烈的斗争中，我很少发过言。这不是说我“怎么”正确。而是说，那时我还有点“惊魂初定”，而且，我内心里并不认为那些被批斗的同学有“多么”错，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们。同时，对“断章取义”、“一面之词”的做法，也有些不“服气”。而担任会议记录工作，也掩盖了我内心真实的思想。

多少年过去了。我虽然在“反右斗争”中躲过了“劫难”，但现在我常常为当初不能为那些被冤枉的同学作一点点“辩护”，不敢为他们“说句话”而愧疚于心！

转自:《北邮老年》2014年12月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