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清德
流水经年，逝者如斯，不知不觉间北邮将迎来甲子之年。如果您走在秀美的校园里，认真品读，回味在北邮渡过的如歌岁月，遥想着当年筹备处的同事们在麦田混杂着荒塚的土地上挖掘第一铲土的场景；回味着莘莘学子或同窗室友在海内外信息通信部门工作和生活的情境，你一定会真切地感受到：北邮在成长。
翻开历史的书页，我们得知，欧美大学校龄悠长，剑桥创建于1209年，哈佛于1638年开学，国内清末民初创建的百年大学也有多所，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和他们相比，我们是一所年轻的学校，到今天尚不足六十年。尽管如此，北邮也有着自己的文化传承。但这是一个高端的命题，不宜擅发议论，斗胆从我切身的工作经历中，主要是在教务处工作的阅历，以我从北邮奠基人叶培大、蔡长年、周炯槃三位大师身上领悟的一些事例，试着透过一些表象，说明三位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我们都知道，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大学者不是大楼之谓也，而是有大师之谓也。自然，我们的大师也有多位，但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与叶培大、蔡长年、周炯槃三位前辈接触颇多，深受他们教诲。当然，这三位前贤在老北邮人的心中也有着独特的声望。虽然他们已然驾鹤西去，但在我的心底，依然是最有人格魅力的师者。我虽然无缘成为三位先生的门生弟子，但对待他们我一向执弟子之礼。蒙三位前辈不弃，以忘年之交待我，可我则一向毕恭毕敬，大事、要事必求教于他们，请他们指点，特别是叶先生，我常常向他讨要锦囊妙计，他也总是笑而告之。
在教务处工作了二十多年，其中有十年是文革浩劫，老师和职工被下放到河南确山县种地劳动，学校连续五年停止招生，中间还有两年改旗易帜，将北邮改为电信学院，到1973年北邮才得以恢复原名。对于这一段特殊历史年代里的命运沉浮，就不多言说了。我追述的是我在教务处工作二十年里有两个时期是记忆中的春天。第一时段大体是1961年前后，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了1958年后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颁发了《高教六十条》，规定高等院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提高教学质量，教师的根本任务是教好学生，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高教六十条》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拥护。另一个时段是恢复高考制度，广大教师更是欢欣鼓舞，特别是在历经缺失理性的“文革”之后，77届、78届学生考入大学后的学习态度，那拳拳的进取心、朗朗的读书声，让广大教师无比激奋。不记得是哪位前辈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学生中有人得了“诺奖”，这辈子我们就没白活。这种视教育如国之根本的情怀，真的是沥尽肝胆，感人至深。
在这存放我五十多年记忆的校园里，对叶蔡周三位大师往事的怀念，就是他们报国的宏愿，育才育人的信念。我们都知道，北邮成立后，也是几经政治风云的洗礼，这些大师虽历经坎坷，但他们豁达，对理想的矢志追求的情怀令人感动。只要回眸，我们都会记起那一段蹉跎岁月：靠边站是对知识分子最常用的词汇，但不论何时，似乎他们总以文脉之水在浇灌着校园。三位大师在迈出牛棚门坎之后，想的依然是不放弃，欺盼着重新点燃梦想之光，寻求充满着智慧的校园春天。
和三位先生相处，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勤勉求索、耕耘不辍的精神来自心底的辽阔。他们那种钟情教育、献身敬业的精神出自于爱，爱学生似乎是他们的天职。为了学生一生的发展，他们是严师，润物细无声，但却一丝不苟，从来都要求学生实验严谨、作业整洁。几十年来，受过三位大师教诲过的学生无数，他们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通信人才，特别是带出了我校首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中近年来有不少在学界和科技界脱颖而出，有了骄人的成果。为了学生，他们不断的开出新的课程，叶先生在北邮的教学生涯中，大体开出了20多门课程，其中相当部分是基础性课程。像他这样的大学者，在家里拿着教案面壁讲练，勤奋备课，已是老北邮人口口相传的佳话。蔡先生、周先生都是根据本系各专业发展的需求，开出了多门课程。1956年蔡先生率先在国内开设了信息论课程，周先生也是依照学科发展，开出了《信息理论基础》和《信源编码》等大量高端课程。这种以黑板和粉笔为工具，以思想和学理为灵魂，在讲台上谆谆育人的生涯，在他们看来不是辛苦，而是抒发他们一腔报国之情。
北邮创建前的1954年，全国大专院校通信类专业在校生仅有1000人左右，人才奇缺，通信类学科亟待建设。1955年北邮成立后，三位大师和老北邮人一道组建了有线通信工程系和无线电通信工程系。两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开始是借鉴了苏联的一些模式，中间三位先生在教学实践中几经磨合逐渐转型使之中国化。对于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大纲、课程时数等等，三位先生真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逐步使其完整。1963年两个系又根据通信建设的需要创建了有线制造和无线制造两个专业，三位先生也是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尽管今天北邮已拥有了36个本科专业和7个博士和16个硕士点，但她毕竟是从那激情岁月的昨天和前天走过来的，这里不知道蕴含了三位先生的多少智慧和辛劳。今天回望北邮，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以三位大师为代表的老北邮人自主自强精神是对北邮做出的卓著贡献。
我在教务处工作的年代，领悟到三位先生非常重视教学基本建设。这个建设首当其冲的是无形的学风建设。勤奋、严谨是三位先生的信条，在我记忆的碎片里，三位前辈以身垂范，在繁忙的岁月里，忘掉了寒暑假，甚至没有星期天，席不暇暖的和年轻教师共同集体备课，探讨着教学的内容，以精益求精为准绳，在指导学生毕业设计时要求严格，实验必当做足，引文出处必当注释等等，他们的用心是以此引领学生毕业后的职业人生。
教材建设是三位先生始终关注的焦点。在北邮创办的过程中，教学用书由刻蜡版油印讲义逐渐转向教材建设。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邮电部的关注下，开始编审教材和教学用书。当时我们国家处于封闭状态，能见到的外文文献资料极为有限，对美国数学家仙农于1948年提出的信息论学科的奠基作以及以后的论文也难寻觅，但1962年蔡长年先生和汪润生教授共同编著了《信息论》专著，这是中国高校最早使用的信息论教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叶培大先生的《微波技术基础》宣告成书，1981年叶先生又和吴彝尊教授合作撰著了《光波导技术基本理论》，随后于1985年著述了《光纤理论》，这些经典对高校教材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就在这一时段，周炯槃先生的《信息理论基础》、《通信网理论基础》、《信源编码原理》也相继问世，并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位大师都曾和我说过教材建设问题。1984年，我从教务处调高教研究室工作，叶先生约我谈话，嘱我到高教研究室后，一是搞好教育研究，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抓紧和上级相关单位沟通，迅速成立北邮出版社。按照先生的吩咐出版社于八十年代成立。出版社的建立对教材选题和出版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随之以独立自主精神，编审了大量的信息通信类教材，形成了信息通信类专业教材的序列，特别是出版了一批面向21世纪的新教材，为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叶先生还十分重视校园的人文气息，为了帮助广大学子立德修身，具有人文修养，他亲自邀请了许多名家莅临北邮校园。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允诺来校讲演，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民盟办公厅还为此表示歉意，其他如著名表演艺术家项堃先生两次来校，著名指挥家李德伦、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著名舞蹈家陈爱莲、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这些大师级人物的演讲与表演，言之成趣，感人心扉，对引领学子的成长起到了极好作用。
叶、蔡、周三位大师不但学术功底深厚，人格修养亦十分高尚。叶、周二位大师均为院士，蔡先生虽不是院士，但也是学贯中西之士，但他们待人一向谦和。缘于工作，我常到三位大师家里拜访请教，他们总是把我待如宾客。叶先生晚年，我去探望，先生嘱夫人袁大姐将出版社赠他的《炎黄春秋》等杂志送我阅读，令我诚惶诚恐。在我的记忆中，三位先生一向淡泊名利，总是以“君子怀德”的心境待人处事，大概是1963年工资调整，党委拟将蔡先生提为二级教授，但先生予以婉辞，并提出指标可以让给别人，这种只让不争完全体现了蔡先生的精神境界。周先生亦是如此，他的著作都曾获得全国名著奖金，但周先生将其奖金全部捐赠作为学生奖学金，这是何等的胸襟！
行文至此，也颇有遗憾之感，我深知三位大师都十分强调教学和科研结合的治学思想，在高校开展科研，既是培养人才的组成部分，也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但囿于工作范围，对三位大师科研成果了解并不详细，但我知道，三位大师及他们率领的团队，在科学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并向中央有关部门大声疾呼发展信息通信科学技术研究。只可惜我没有这种视野，只记得我刚到教务处，周先生就告诉我，北邮应该出版一份学术性刊物。1960年《北邮学报》创刊号发行，第一篇文章似乎发表了叶先生的“毫米波H01通信系统”学术论文。
北邮建校后，叶、蔡两位先生分别担任了无线系和有线系主任，周先生任无线系副主任。这是北邮两个最大的系。在高校作为系，兼有行政和学术组织的职能，在我看来，三位先生都是以自己的师风在引领着全系，他们传授的为师之道、治学之道、淡泊名利、品德高尚、勤奋拓新、躬耕奉献，这一切是我们绝不应该忘记的。
我的大半生是在北邮渡过的，深知叶、蔡、周三位大师德厚业精，对他们十分敬重。他们虽然辞世多年，但愿三位大师师魂永存，垂范后世，特别期望一代代北邮人能把他们的师魂、师德、师风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下去。决不能让叶、蔡、周三位前贤为我们树立的精神价值断裂，更不能走进功利主义的泥潭，使北邮人蒙羞。愿北邮长青，在未来的民族振兴中锻造辉煌；愿北邮学子，不论何时何地都能坚守理想独善其身，不辱北邮人的称号。
转自：《北邮老年》2014年12月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