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纪难，1956-1961年在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系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专业学习，1961-1980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事业管理局广播网科任技术员，1980-1986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事业局科研所情报室负责人、工程师，1986-1988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算机领导小组办公室软件组组长、工程师，1986年12月，参加研究的“维、哈、柯、汉、英多种文字微机处理系统”成果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11月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1988-1992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算机办公室（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曾任新疆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自治区专家顾问团成员、电子信息组副组长。
建设边疆是我的第二志愿
1960年10月1日晚，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焰火晚会上。我和刚从新疆邮电学校派来进修的三位维吾尔族同学聊得挺投机。我突发奇想：“明年我毕业后就去你们新疆吧！”他们表示非常欢迎。
1961年毕业时，我们在全国政协礼堂听了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的报告，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开始填志愿。记得我填的第一志愿是解放军总参通信兵部，第二志愿就是新疆（当年西藏没名额），后面是内蒙，宁夏，青海，云南等。回老家后母亲好一顿埋怨：为什么不征求家人意见？大哥在甘南武都，二哥在北京，你还要跑得更远……
回到学校，宣布分配名单：我们班的一位朝鲜族同学（Gim Zhaon Cher,也是我的好朋友）分到通信兵部，我被分到新疆。
于是，刚过国庆节，我和一位一个大班的同学就从河南郑州登上了西进的火车。没有座位，只好钻到椅子下面休息。终于到达当时的终点站盐湖，在一个相当大的地窝子里铺着席子的通铺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自治区人事局来车把我们这些大中专毕业生接到乌鲁木齐。
我们俩都被分到新疆广播局。1961年10月13日报到。征求本人意见之后，把我分到负责全区有线广播的“广播网科”当见习技术员。从此，开始了直接为边疆建设和少数民族服务的一生。
第一件“大”事——爬电线杆
1962年初，从副业队锻炼回来不久，用分月扣款的方式买了老羊皮大衣，皮帽，毡筒等防寒用品后，我跟副科长，老技术员一行三人组成的北疆工作组搭乘长途汽车出发了。
在乌苏县广播站的院子里，我平生第一次学爬电线杆。电线杆离房子很近。我爬上去后就踏上房顶。不料，掉了一只脚扣！只好请人搬梯子下来，真是丢死人啦！
本来计划先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因发生5.29边民外逃事件，只好改变计划，向北进发。到了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这里正在建有线广播站，人手缺。我第一次见到了雄伟庄严肃穆的喇嘛庙。
隔天，我和老科长一起到近郊的一个乡村装大喇叭（25瓦的号筒式扬声器）。我刚学会爬电线杆才几天就独立工作了，老科长在下边给我用绳子传东西，我在上边用手摇钻钻眼，拧螺丝，用8号铁丝固定变压器和喇叭，接线……整整干了两个小时！头顶烈日，我们连水都没喝一口。说起来也够笨——可我在大学学的是无线电通讯和广播专业，谁干过这些活啊！不管怎么说，我总算直接为少数民族同胞做了一点事，他们可以听到广播了！
1965年，我到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出差。这回爬的是水泥杆。普通脚扣根本不行，是用两块同样的踏板（自制的），一块相当结实的木板条，两头绑上一根粗绳子的两端，绳子正中绑一个大铁钩。使用时，先把一个踏板的绳子向上绕到电杆上，用铁钩把绳子钩住，往下拽紧（利用粗绳和水泥杆的摩擦力），一只脚踏上去，再把另一只踏板绕到更高的位置，拽紧后踏上另一只脚。这时把第一块踏板取下来，向上绕……如此这般交替向上爬。
只是，随着有线广播事业的发展，基层的机线员队伍已经形成，不需要我再亲自爬电线杆啦!但这两次经历永远难忘。
第二件“大”事——骑马
1962年10月，我们辗转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伊宁市。
一天，我和特克斯县广播站的同志一起乘马车下乡。走到半路，碰到一辆拉百货的马车翻了。于是，把我们的马车给他们拉上货，我俩骑马。我骑上原本拉车的光背马，可它就是不走，没办法，只好让县站的同志牵上马缰绳，我抓住马鬃。好家伙，一路小跑，把我颠得，不一会儿，屁股也不对劲儿了，只好两边挪着坐，又怕掉下来，又不好意思说。过了十天左右，才把伤养好。
从此，我的腿更长了，可以说“如虎添翼”。我骑过维吾尔族同志的马，哈萨克的马，柯尔克孜的马，塔吉克的马，藏族的马……。到过天山北麓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天山里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天山南麓的库车县，阿尔泰山里的吉木乃县，塔城地区的巴尔鲁克山西部，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青藏高原昆仑山的西藏阿里地区……。骑着马深入到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农村牧区，帮助基层的各族技术人员安装检修广播设备，了解收听情况，直接为新疆和西藏的各族人民群众服务，为边疆的政治文化建设广播事业服务。
1964年十冬腊月，大雪封山，阻断交通。一位哈萨克大叔领着我，骑马从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前往吉木乃县，帮助刚搬家的广播站调试机器。途中，有一大片平坦的冰场，马也小心翼翼地蹒跚而行。不料，我的马还是滑倒了，马的腹部压住我的腿，这马真重啊！好在并不痛，那马腾地一下就站起来了，吓得我躺在地上紧紧地拉着缰绳，生怕它跑掉。其实马不会撂下主人走掉。哈萨克大叔赶快下马把我拉起来，又把我扶上马继续赶路。
1965年，在南疆乌恰县。我从城郊公社的柯尔克孜族领导那里借了一匹好马，费了好大劲才回到县广播站。带好下乡用的变压器和工具包，县站同志帮助我上了马。不料，刚解开缰绳递给我，那马就狂奔起来，我赶快扔掉原准备打马用的树枝。两手紧拉缰绳，大声向行人喊“让路！让路！”好在小地方，一大早街上人也不多。只见它几次拐弯都不减速，归心似箭，一直奔向公社的敞棚马厩，我赶快把头低下，它的头快碰到墙时才一下停住，比刹车还灵！如果我来不及低头，肯定要撞到棚顶，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次，在塔城农村，我独自一人骑马走错了路。天黑了，突然马失前蹄，我身子往前一栽，倏地那马头猛地一扬没有摔倒，可马头上缰绳的金属件正好撞到我的前额，只觉得头昏眼花，好在还知道两只手死死抓紧缰绳，好一阵才清醒过来。
1976年7月初，我正在库车县二区（伊西哈拉公社）地处天山南麓的阿艾农场的牧业队支农（普及大寨县）。农场的会计骑马进深山给我送来一封加急电报：“父亲病危，速归”。我一看日期，是10天以前的！电报从县城到公社，托人捎到农场场部，再派人骑马进山……。
我赶紧骑马下山回场部。其时正值山洪暴发，路又不熟，在过一条河时险些掉入水中。我只看那里水面比较平静，想着可能安全点，谁知那里的水更深……。我当时甚至想到，爸爸不知还在不在，我可能就要在这里淹死了！多亏牧业队给我配的马还不错，让我死里逃生，赶回老家，得以最后尽了十几天孝心。
尽管多次经历艰险，但我至今无怨无悔。因为是祖国和人民（包括父母亲人）培养教育了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必要时献出自己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这并非说大话，而是深深烙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的。
第三件“大”事——学习和使用维吾尔语言，文字
（一）三人行必有我师，活到老，学到老
刚上班没几天，我就发现维吾尔语中有的词和俄语相近。于是我就买了一本学习维语的入门课本，开始自学。家属小孩，清真食堂饭友，街上的店铺名称，标语口号……都是我的老师。近五十年来基本上没有间断，至今仍然经常向民族同志（无论认识与否）虚心求教。因为维吾尔语言文字是在新疆工作，和民族同志沟通交流很有用的工具；而且，自治区也号召各民族的干部群众互相学习语言。
1962年夏天到北疆布尔津县出差，一位哈萨克族广播员教给我哈文字母和拼读方法，又使我有了学习哈语的基础。
当年年底，我请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维语大翻译帮我找了一篇麻木提·扎依提写的一首诗，并译成汉文：“人心汇成的河流”。请当时维语台的一号男播音员吐尔逊·铁列瓦尔地帮我朗诵并录下来。我就练习双语朗诵，在当年的元旦晚会和1964年的五四纪念会上登台演出，博得一片掌声。至今这仍是我的保留节目。这首诗的结尾是：
“这是一条一心向党的河流，
它流淌的不是水，是亿万民众的深情厚意......
它的涛声——是掌声，是感激，
是齐声欢呼的回响！...... ”
（二）学以致用，边学边用，充当半拉子口语“翻译”
1966年初在乌鲁木齐县金星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时，我已经能领导维吾尔族社员学习讨论《毛选》和有关文件（维文）。
1972年，受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派遣，我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到塔城地区的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调查报纸、广播的作用和存在问题。天天骑马在牧区走访。我发现经常是哈萨克牧民说了很多，翻译却几句话了事。于是我下大功夫学哈语，访问时注意听，认真记，很快便能在整理材料时把牧民生动的语言补充进去，使文章更全面也增色不少。
1976年到库车县阿艾农场支农，我不但给汉族组长当翻译，还独自到牧业队和民族同志“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十冬腊月跟毛驴队进山送过给养；在山里给牧民做饭，出去帮忙放羊，夜里还在雪地里看管过马；春天跟着转场；还组织他们听广播、学文件、讨论，全是维语。
（三）译、审、校维吾尔文技术书籍
1972年10月，在处领导的安排下，我开始组织对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8月版的《农村有线广播》一书的翻译工作。得到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我们组成了包括维，汉，哈，回，柯五个民族的11人翻译组。在对我草拟的“汉维技术词汇对照表”讨论通过后，分头翻译。不到一年便全部译完，并集体初校。之后我又配合新疆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阿不地尼木同志认真校、编两遍，于1975年年底发稿，1976年10月出版，1978年年底印刷发行一万册。
这本书是新疆有史以来的第一本维吾尔文广播技术译著，也是全区在电子技术方面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它为在新疆培养少数民族电子技术人员（包括广播电视、邮电通信、电影、无线电工业、电力等行业），普及电子科技知识，发展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开始形成一支电子科技书籍的译、著、编、校队伍。参与该书工作的多数同志成为骨干。他们是：新疆大学的6位老师（4位维吾尔族，1位哈萨克族，1位柯尔克孜族），市县广播站的3位维吾尔族技术员，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1位汉族翻译和本人（回族）。这些同志得到的报酬是几套书和一个盖了区广播局章子的纪念簿（很普通的日记本）；而且书上只标明“翻译组”字样。可以说，辛苦了几年，既无名又无利，但大家都毫无怨言——因为这是在为建设祖国边疆，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做贡献。
此后好多年，一直到1990年前后，我曾应约为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维语台用维文写过多篇关于交流电，广播接收等知识的答听众问；为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科技出版社审编过多本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计算机方面的维吾尔文书籍（其中还有一本维文新文字的《电视》）。
（四）开发和推广应用维、哈、柯、汉、英多种文字信息微型机处理系统
在区广播局领导的关怀下，当然首先是出于工作需要，从1980年底开始，我转行从事有关计算机应用的科技情报工作。
和全国同步，1983年新疆大学物理系就开始研究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的计算机处理，1984年在低档计算机PC-8000（B）上取得成果 ，在1984年10月“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字信息计算机处理学术讨论会”上受到好评。同期，新疆工学院研究的APPLE-II苹果机维文处理系统也于1985年10月通过鉴定。当时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委书记铁木尔·达瓦买提，党委书记贾那布尔，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宋汉良等领导同志都出席了鉴定会。本人是技术测试小组成员。
1983年，功能更强的IBM PC/XT引入我国以后，1984年底新疆大学申报，自治区科委和自治区推广应用计算机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将基于该机的多种文字信息处理系统列入1984-1985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重点开发研究项目，予以大力支持。本人也有幸于1985年参加了该项目的研发工作，并成为主要成员之一。我的维哈文知识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1986年初项目完成。我们又在该系统的支持下开发了一些应用软件，亲自到自治区人大会议和乌鲁木齐经贸洽谈会上提供服务，进行宣传。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各族人大代表，看到我们快速查出其本民族文字显示的个人信息，并当场给他们打印出名片留念，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同年9月，在乌鲁木齐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计算机处理学术会议”上发表了我们5人署名的论文（我还担任了这次会议的秘书组长）。 而后，该项研究成果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本人也因20多年来所做的一些贡献，荣幸地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结束语
社会在发展，国家在进步。只要继续认真，全面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汉族和少数民族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努力奋斗，我们的美好家园会建设得越来越好，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定成功。
